溶化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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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化的故事已经过去一年了，此刻动笔是因为我在阅读波拉尼奥的《遥远的星辰》，它讲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关于智利诗人的故事。而就在我提笔写下这些的时候，在遥远的亚洲，人们即将迎来中秋之夜，虽然月亮还不是圆的，但近在眼前；准确来说，迎来的应该是2021年的中秋之夜，之所以刻意强调是因为每个中秋在你身边的人其实很可能是不一样的。如果一样，说明你真的很幸福，日子过得太快了。每当我有动笔写些什么的冲动的时候，往往是由于我真的阅读了，阅读让我有和作家隔空对话的激情，尽管波拉尼奥已经在2003年死去了。但是我想说：我来写，也许这次你可以是读者；至少，你会是文章中我提到的一个诗人，就像你在书中频繁提到其他诗人一样。1971年距今已经过去了50年，但我不清楚再用50年我们是否能够重返70年代，或者说重返诗歌、重返浪漫、重返绘画 建筑 摄影 革命和武装斗争，重新开始我们每个人的旅途。

与书中的一切截然不同的是，我常感觉到现实生活的乏味。这更像是一种生活的“宽度”的问题，也就是说彼时的我和我的朋友们根本不清楚用什么能够拓展我们的生活。我们有我们的名字、性别、出生日期、家庭住址、政治面貌……我们的一切可以被填写在一张个人信息表格上，或者说我们生来的某种目的就是为了填写这张表格。所以我更加欣赏的是逃出了表格的人——尽管据后来爱上我的姑娘说，她大概也是这样看待我的，但很遗憾我并非真的这样，好在她也早已不爱我了。

因此作为一种结果，或者说意外的结果，溶化诞生了，溶化又被扩展了，它揉入了我们赋予给它的这些含义。至于这一切是否真的有意义，还是说这只是平庸生活里的一个可怜的出口，我们根本也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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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化的故事是从酒开始的，因为我希望这是一间真正的酒吧。最早的时候我买来深蓝伏特加、哥顿金、百加得白朗姆、波士蓝橙利口酒和红石榴糖浆，开始糅合可口可乐和果粒橙，制作简易的鸡尾酒。我和丁哥老刘等一众伙伴早已厌烦了在寒冬或是酷暑的晚上无处可去的日子，所以这个酒吧给我们了一种希望——我们相聚的时间一般是夜晚，在冬夜点一盏煞白的黯淡的灯，我们围坐在一张90年代生产出的年龄比我还大的淡蓝色桌面的餐桌上，裹在大衣里彼此交谈着什么，周围漆黑一片，黑暗中躲着无数的杂物，包括三辆新旧程度不同的自行车，木制单人板床，上世纪末手感粗糙面料的羽绒服，无法辨认出来颜色的儿时玩具车，父亲穿过的烂皮鞋等等。（写到这里，我突然厌倦了顺叙）那时我们的最大梦想是在这里装上空调或者电暖气之类能够发热的东西——至少我十分希望，因为每次喝多了酒我都会觉得浑身发冷。好在溶化里有一座黑色烛台，在每个冬天，大家都希望用它暖手。

而无论再怎么说，在以上描述的这一切发生的时候，这里只是一间有桌子椅子的储藏室罢了。我觉得溶化真正变得不同的时候，是在2020年的春天，标志性的事件是我把两面白色的墙贴上了红色墙纸——这是我观察了许多我喜欢的酒吧之后学到的装修方式。而后我贴上了我喜欢的专辑封面、人物/我崇拜的酒吧的海报，诸如地下丝绒的大香蕉和JAMC的Darklands，这是我最喜欢的两张（必须要承认的是，其实我是在它们被贴到墙上之后才最终爱上它们的）。

其中一面墙

而后老刘帮我一起搞了一个知名乐队活跃年份的时间轴 ，那是我一直想弄的东西，而且我认为它还可以继续丰富 无限延伸。还有就是，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一面墙上喷上Anarchy标志。要知道，在那些听朋克的日子里，年轻人们只是空洞地喊着这些口号，而甚至连要把拳头砸到什么人或什么东西的身上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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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让人迷恋的环境和酒以后，有越来越多的朋友都会来这里喝醉了。而在所有那些醉倒的日子里，我真实地体验到我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拓宽了——并非任何一次醉酒都能带给我这种感受，或者说只有少数的时候我能够体会这种感觉。老刘是我很好的朋友，他是溶化酒吧的常客，可能也是最希望我把这一切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人。很多的时候，溶化是我和老刘一起聊天的地方；他是一个热爱诗歌的人，在这方面我只是步他的后尘。有时他会给我讲他喜欢的诗人，还有一次他说到了波拉尼奥，他向我讲述了作者在书中所构建的独特的叙事逻辑和人物设定——但我忘记了这是哪一本著作，但可惜到现在我也没读到它。我想说的是，即便老刘也并不知情的是：有时在所有朋友都离开之后，我还会自己一个人坐在溶化的椅子上，弹琴喝酒或者什么也不做。这或许是酒吧老板能够享受到的唯一的比客人更大的乐趣。

而真正让我记忆犹新的一次醉酒发生的时候，老刘其实并不在酒吧。那天我和一众好友从黑夜喝到凌晨，连啤酒瓶都醉了一地。在快要离开的时，终于引来一位愤怒邻居的破口大骂。而当我把他们一一送上计程车而后独自返回时，天竟然微微地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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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的酒精只会让人乏味，而支撑我一刻不停地经营这里的动力，绝不仅是乏味的东西。溶化提供酒，但不销售酒，我曾尝试向老刘收过10元钱酒费，但是这可能令我们彼此都会感到奇怪，于是这个制度很快就崩塌了。现实的情况往往是朋友们自带一些酒或者饮品之类，我再提供一些，达成不正式的AA——当然，在每个人喝多了以后，这就并不重要了——但是在清醒的时候我不得不思考：在尚未经济独立的时候买大量的酒邀请各路好友来喝，是否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理想主义也许注定要牺牲一些什么，这次牺牲的也许是我的钱包。而最终让我打消一切顾虑的，也是最终为这里注入些许灵魂的，是被散乱地扔在桌上的几本劣质印刷物——这是我在一个酒醉后的夜晚在溶化闪烁着的微暗灯光里找到的答案。于是我一直想邀请所有写诗的朋友来溶化把他们写过的烂诗写在墙上，可是这件事至今没有实现。2021年春天，老宋和小刘来溶化吃着薯片看了一部电影之后，我们就草草告别了。

具有代表性的印刷物叫做《北镇》，是大概三年前老刘留在这里的，那时候的溶化还只是除了一张桌子外一无所有的陋室。老刘说这是他和他两个写诗的朋友的诗集，是他们自行印刷的，留给我作纪念——或者说留给溶化。《北镇》的扉页上写着：“一个幽灵，诗歌的幽灵，在北镇游荡”，并附了德语翻译。几年过去了，幽灵或许因为肉体们的离开而在北镇灰飞烟灭，但庆幸的是我们还都是无产阶级。尽管后来听说，老刘在不断地写诗之后，发现自己最讨厌的一本诗集就是《北镇》，据老宋形容，我脑海中总可以浮现出老刘在黑夜里毁坏着《北镇》就像毁坏着他所讨厌的一切的样子，当然这些都已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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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劳提根和金斯堡是溶化绕不开的两个诗人，因为在这里的墙上我们总可以找到他们的诗作。在我出生的那年艾伦·金斯堡死了；他最活跃的时候大概是疯狂、混乱、嗑药搞男同的四〇或五〇时代的纽约，就连诗集的封面也是压抑的颜色。垮掉派、摇滚乐、酒吧或许在血缘上便极具有天然联系，因此在溶化他们汇合了——写到这里，我想到以后或许可以在溶化悬挂一幅美国地图，我们可以重温凯鲁亚克在路上的旅程——我转而又想，这里已经有中国地图了，我曾和朋友规划过可能在未来发生、目的地大致在大兴安岭或内蒙古额济纳附近的出行，尽管到现在这段行程还一直未能实现。

诗

在一次醉酒之后，我把“ 我看见这时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 ”写在了溶化的墙上——可能是在酒精的作用下我的大脑开始变得疯狂所以感同身受。后来我还发现金斯堡写过：宇宙/也是大梦一场。这两句被我断章取义地从原本的诗里拿出来以后，给人和原诗截然不同的感觉，对此老和老刘沟通过，他表示强烈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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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是农历的九月十五了，时间仍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几年前在溶化相聚之后，终于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离开了北镇。在这之后，我们都在经历失败，打击，乐队解散和爱而不得。有时我觉得我们都在被隐形的磁石吸在生命的轨迹上绕来绕去。书写至此，我总是想起博拉尼奥的书中，那个驾驶飞机在天空上写诗的人。可地面上的人当真能看到空中烟雾形状的诗句吗，而遗憾又能在酒精里消解吗？

我坐在那儿看着漆黑的灌木丛，枝条随风摇摆相互缠绕交织出了一幅画。罗梅罗的脚步声逐渐远去。我点了根烟，开始想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比如时间，地球变暖，越来越遥远的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