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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刑社会化的价值基础
关键词: 行刑社会化/价值基础/人道/民主/效益
内容提要: 以罪犯复归社会为目标的行刑社会化，集中体现着行刑的人道价值。行刑社会化既是法律的民主价值的详细体现，又是在行刑领域实现法律的民主价值的重要手段。行刑社会化是合理配置刑罚资源、促进刑罚效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因而行刑社会化具有效益价值。
行刑社会化是二战后兴起的一种刑罚思潮，它主见为了缓解监禁刑所固有的封闭性同罪犯重归社会之间的冲突，而尽可能慎用监禁刑，推行社区处遇方式，同时适度弱化监狱的封闭性，扩大监狱行刑的社会参加，以利于罪犯的再社会化。行刑社会化作为刑罚权运作的一种理念和模式，对其价值基础进行探讨非常必要和重要。正如美国法理学大师庞德所指出的，价值问题虽然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它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行刑社会化的价值蕴涵是非常丰富的，笔者以为，其最基本的价值体现在人道、民主、效益三个方面。
一、行刑社会化的人道价值
人道一词与人道主义这一概念是紧密联系的。人道主义(humannism)一词源自拉丁文humanistas，在古希腊时意指一种身心的全面训练，以使人有教养、有文化从而与野蛮人相区分。虽然人道主义的思想蕴含在人类历史上源远流长，但其真正成为系统的思想体系，成为普遍的价值观，却始于近代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代。人道主义的实质是“人如何对待人”，人道主义的中心在于“人”，以人为根本目的和最高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关注人的权利，促进人的幸福。人道主义思潮的兴起大大推动了近代以来的刑罚改革。行刑进展的历史也就是不断人道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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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陈士涵将行刑实践中的人道主义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关怀和改善罪犯的物质生活，包括衣、食、住、医疗、卫生、体育等，这是行刑人道主义的最基本的层次。其次，敬重罪犯的人格，维护罪犯的人权等，这是行刑人道主义的较高层次。第三，使罪犯的人格得到改造并健康进展，实现其作为人的价值，这是行刑人道主义的最高层次。上述第三个层次的行刑人道主义，实际上蕴含着行刑社会化思想，由于人格改造的目标正是使罪犯复归社会。可以说，行刑社会化同行刑人道化是密不行分的两个命题，美国学者D·霍吉斯在考察了人道主义的渊源及流变以后，曾经一言中的地断定，人道主义传统的中心就是关于人格的全面进展的观念。以人格矫正为前提、罪犯复归社会为目标的行刑社会化，集中体现着行刑的人道价值，可以说是行刑人道化的深层绽开和必定归宿。
在领悟行刑社会化的人道价值时，有两个问题需要留意：
首先，人道价值具有终极性意义，不能在工具意义上理解人道主义，在人道之上再设置其他目的。实践中有人把对罪犯的改造作为行刑人道的目的，将对罪犯的人道待遇视作服务于感化和改造的手段，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对罪犯的人格改造是人道价值的重要体现，但并非因改造罪犯需要才实施人道主义，恰恰是人道主义的进展孕育出人格改造的思想，如陈士涵先生所言，人道主义才是人格改造的母体。曲新久教授也精辟地指出：刑罚人道主义，作为一项原则，作为一项伦理精神，它不仅不是一种手段，而且还不是一种功利目的，相反，它是推断功利目的与手段是否合理与正义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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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理性地看待行刑人道主义，协调好行刑的惩处性同行刑的人道性之间的关系。惩处是刑罚的内在属性，行刑总是意味着对罪犯的某些权利、自由的剥夺或限制，必定会给罪犯带来肯定程度的苦痛。正如陈兴良教授指出的，尽管现代社会刑罚已经轻缓了，但只要刑罚存在一天，它给罪犯带来的就只能是苦痛，问题仅仅在于：如何把这种苦痛掌握在人的尊严所能接受的限度之内，这就是刑法的人道性。行刑人道性同行刑惩处性之间是一种辩证、互动的关系，它们在罪犯改造过程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单纯的惩处降低了罪犯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抑制了他们人格完善的原动力，甚至于加剧国家与犯罪人之间的对立，强化其反社会心理；而人道主义的感化能在肯定程度上减弱惩处的负效应，激活罪犯改悔自新的进取心。但另一方面，不能片面地、过分地强调行刑的人道性，尤其是不能脱离整个社会的经济进展水平去追求罪犯物质待遇的提高，否则便会损害刑罚的惩处机能，背离社会的正义要求。“从罪犯改造的角度看，完全缺乏苦痛性的行刑过程，松懈的管理，安逸舒适的生活，也不利于罪犯的人格改造”。
应当指出，行刑人道主义是详细的、现实的，是在肯定历史和社会条件制约下的人道主义。无论是罪犯在狱内接受的待遇还是出狱后得到的社会关心，都要受到当时、当地的社会条件的限制。正如美国学者胡萨克所说：“不同国家的不同物质条件，将会影响是否敬重个人权利和在什么程度上敬重个人权利。”菲利在其《犯罪社会学》一书中也写道：“肯定不能遗忘，当数百万诚恳的工人比释放罪犯还不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