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乃佳”的文人尺牍，书法最高的审美境界 | 上图馆藏271通名人精品手札集于一书

一个初冬的江南，小雪乍晴。王羲之思念友人，提笔写了一封短信。信的内容是：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这封信只有二十八字，来龙去脉也不甚清晰，收信人“山阴张侯”，具体是谁也众说纷纭，但这封信被后人称作《快雪时晴帖》，美赞其为“二十八骊珠”“天下法书第一”，奉为最经典的书法作品之一，流传至今。王羲之  《 快雪时晴帖》
其实，古代的经典书法作品，凡是“帖”一路的，有一半是书信手札一类。王羲之《十七帖》自不必说，每一个都是书信；陆机《平复帖》、王献之《中秋帖》，颜真卿《祭侄文稿》、《争座位帖》，宋人的《土母帖》《归安丘原帖》《承惠帖》《值雨帖》……再至元明清诸家，或闲语、诗稿，或便签、药方，无不跳跃错落、蕴藉风流。黄庭坚 《糟姜帖》
米芾 《值雨帖》手札，就是古人的书信，也叫尺牍、翰札、信札等，由于书写者多是文人士大夫，所以也被泛称为文人手札、文人尺牍。其实，名称略异、实无不同。欧阳询说自己学习的经历是：“询初效王羲之书，后险劲过之，因自名其体。尺牍所传，人以为法。”这里，尺牍就是王羲之的信札，并信札上的书法。既然是书信，内容自然也可以丰富多彩。私人闲话、家长里短、问候致意、学术探讨，都无不可。所以，《奉橘帖》是王羲之给朋友三百枚橘子的留言，《韭花帖》是杨凝式对美味韭花的惬意表达；《儿子贴》是富弼给儿子走后门的求职信，《离都帖》却充满了蔡襄丧子之痛的悲情。文人手札，是最能体现东方审美的艺术品。读懂手札，也就读懂了书法。王羲之 《奉橘帖》 杨凝式 《韭花帖》蔡襄 《离都帖》自汉代杨雄提到“书为心画”开始，书法就成为表达心迹的外在显现。于是，传统认为，书法说到底，是“人心”的流露，那么，书法格调的高低、自然也就和人的心境高低，对等起来。同时，人们意识到，如果不经过大量的学习和技术训练，书写者也不能很好的表达自己的心境、心迹。所以，这两点历来相辅相成。一方面，文人需要下功夫临摹和训练，以求掌握书法技法，甚至蕴化为肌肉记忆，达到可以自由表达心境的水平；另一方面，则是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审美和修养。当双方都达到很高境界的时候，就是孙过庭《书谱》中所说的“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翰不虚动，下必有由。”禅宗僧人加入审美大军之后，他们的理论和观念，必然也深深影响着中国文人。孙过庭的“心手双畅”，强调的是心境和手头功夫的互相配合，而贯休和尚则更进一步，明确说出书法的目的就是要一展胸中之意。贯休和尚是五代高僧，诗书画三绝，尤其精擅画罗汉。他特别推崇怀素的狂草，还有一首《观怀素草书歌》，用绝世高蹈的笔调写道：“我恐山为墨兮磨海水，天与笔兮书大地，乃能略展狂僧意。”只有怀素这样高超的笔墨技巧，才能一展禅者心中那狂放不羁的洒脱。贯休和尚 《应真图》
既然书法是为心迹服务，要“略展其意”，那么，书家在最后阶段比拼的，自然就是心境修养之类的东西。唐人尚法、宋人尚意，这个“意”就是心境，而“尚意”的观念，就让书法真正成为心迹的表征，成为可以表达情感的艺术。于是，苏东坡说出了那句振聋发聩的句子——“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无意，就是不刻意、不做作。但凡刻意安排，必然干扰心境、也不能完整表露心迹，这样，书法就已经落入下乘，变为故作姿态的字儿，亦步亦趋、机械的表达和模仿，只能是书写匠人，而与艺术无关。苏轼不是不关注技法，他的技法毋庸置疑。他这句话所强调的，是书写的心态，是书写和心境的契合程度。从此，“无意乃佳”成为书法最高的审美境界。苏东坡 《宝月帖》手札，正是“无意乃佳”的体现。由于手札都是写给亲朋好友，甚至只是随笔的记录，那么书写者的机巧、刻意安排，就最大程度被弱化。涂抹圈改，自是常态，只要自己能辨认清楚就行。如此放松的心态下，书写者高超的技巧，才会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笔下的浓淡干枯，则随书写内容、心情的起伏变化而变化。心境、手笔，浑然一体。《王铎诗稿》，就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圈圈改改、涂涂抹抹，掩不住王铎高超的书法技巧，标点符号和墨圈的随时出现，打破了既有平稳的节奏。而整幅诗稿，都呈现出一种时而跳跃、时而优雅的律动。由于手札的阅读对象是熟悉的亲友，也都是文人，所以书写者的天性得以流露。不同结字、不同字体、不同笔法，都可以毫无顾忌的融合在一张纸上。忽真忽草、间杂篆隶，哪里又有什么“破体”不“破体”的规矩可言呢？一时之间，异彩纷呈、蔚为大观。王铎诗稿只是，书法毕竟是书“法”，还有其通约性。如果个性流露过头，破坏书写本身的法度，或者满纸糊涂乱抹，则又堕入粗野狂疏的窠臼之中。信札，恰恰非常完美的平衡了这个问题。首先，信札有传递信息的作用，文字需要有一定的辨识度，那么文字就不会过于潦草；其次，书信尺幅不大，古代称之为“尺牍”，就是一尺来长，形式决定了不可能粗野到没有边际；最后，古人写信有一定的格式，比如起首、收尾，尊称时空一格或另起一行……等等，这些要求使得信札的章法别具一格。章法随内行文而高低起伏错落，疏密对比，不假安排、全然天成。规矩中自然错落，变化里暗循法度，恰恰造成了一种“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优美章法出来。高士奇手札 信天巢白事笺有时候，还能通过信札，看到时代的特征和文人的趣味来。比如故意出个“难题”给对方开个玩笑。尤其晚清民国，文人数量骤升，大家以示个性、与俗众不同，加之出土材料的增多，所以这一时期的信札，有大量的异体字和俗体字，还有将草书楷化、隶书草化等各种写法。于百年后的我们而言，也最难辨认。《书谱》说：“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翰札的要求，就是真草并用，于其中变化多端，呈现作者的文采风流。同时的问题是，草书的介入，也会增加辨识难度。不过，难于辨认又有何妨？这些不易辨认的字，不正是其心境的体现吗？个人的性情、文人暗里彰显个性的小心思，全都流露在一纸信笺之中。不但字迹，文人手札的文辞内容，也非常优雅，不习惯古文，阅读也有一定困难。笔迹和文章“难以辨认”，也自然设置了欣赏门槛——那些只懂得欣赏“田楷”之好、动辄喝斥丰富变化的书体为“丑书”者，是欣赏不来信札的。赵之谦手札信札的文献价值，自不必多说。文献学中一般把手札归为稿本、作为第一手材料来研究，可正野史之讹，可补正史之阙，特别可资写作“交游考”一类的文章。不过，作为书法欣赏角度而言，这些手稿文献又有另一种价值。传统观念认为，书写者和书法作品，密不可分。我们在欣赏作品的时候，必然会把书写者的经历、思想、性格带入其中——这样也确实能让读者，对作品有更多感受。仔细去品味一通手札，只言片语、长短几句，无数旧事逸闻，便被勾引出来，书写者的形象跃然纸上，再配合着欣赏书法字体，岂不是更能有代入感么？比如读潘遵祁的信札，其中说自己近得两句诗：“世事关心惭阅历，科名到手觉寻常”，未见著录。虽为老生常谈之慨，却也看得出其中的自诩，别人一生为功名奔波，而他却“科名到手觉寻常”，有此经历，也难怪会把字写得满纸隽秀、雍容闲雅。潘遵祁信札梁颖先生《说笺·典藏版》一书中，我特别感兴趣钱棨、阮元写给法式善的两通信札。法式善是乾嘉时期文坛宗主，在家中设龛，以供奉李白杜甫陶渊明等，时称“诗龛”，一时贤达，皆聚于此雅集酬唱。法式善编诗集、著《梧门诗话》，天下文士，纷纷投赠自己诗作，以期入眼。这两通信札，也都是寄给法式善诗稿后的随附信笺。钱棨号称“六元状元”，自视甚高，他把自己座师翁方纲的诗稿寄给法式善后，随文附信。行文干脆利落、下笔稳健，俊雅中不失豪迈，客套话也是有礼有节、不卑不亢，一如他的性格做派。钱棨致法式善手札而另一封阮元的信就有趣了。这封信写的比较长，书法潇洒中不失规矩、含蓄平和，行文用语言辞甚恭，谈及自己诗文，多有谦卑之态。最为有趣的，是他在信末交代，让家仆呈上十两银子，请法式善“老前辈转发刻字人”。两相比较，阮元做人做事的态度就出来了。想来日后阮元辉映庙阁，成三朝元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且能自己捐银刊刻书籍、办学兴教，于此便可以见一斑了。文：大生阮元致法式善手札 旁征博引  涵古汲今10万字！专业级详细解说！笺纸文化的前世今生上海图书馆的馆藏古籍之丰，为国内一流。还记得去年轰动全国的“缥缃流彩：中国古代书籍装潢艺术”吗？那只是上海图书馆“卧虎藏龙”的冰山一角！那宝库中，古籍善本、历代碑帖，数量之多、质量之精，举世闻名！ 最为珍稀的宋元刻本，收藏总量就达三四百种，位居全球第二，宋刻如《集韵》《艺文类聚》《杜工部集》等均为海内外传世孤本；列入国家等级藏品的宋拓碑帖就有四十四种，宋拓《九成宫醴泉铭》《许真人井铭》《四欧宝笈》《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郁孤台法帖》《绍兴米帖·卷九》等也均属传世孤本…… 更不为多数人所知的，是上海图书馆馆藏的各种文人手札，无论从数量上，从形式上，从价值上，都是全国数一数二的！ 只是大多数时候，这些文人书札被封藏于书匣之内，不轻易示人。 除有限的公开展览或少量零星复制之外，上图许多珍稀名品，若非特殊之需并经特别手续，一般人甚至是近水楼台的本馆人员，平时皆难获一睹。 梁颖先生的《说笺》一书中的笺纸，就是从上海图书馆丰富的古籍文献中甄选出271例具有代表性的精品翰扎并参考大量文献及学界大咖如上海图书馆:陈先行、张伟、仲威、郭立暄；上海博物館：陶喻之、凌利中、黄朋；台北故宮博物院：王耀庭、賴毓芝、何炎泉；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杨成凯；中国嘉德公司：尹光华；哈佛燕京图书馆：沈津；波士顿大学：白谦慎；南京图书馆：徐忆农；复旦大学：陈麦青；上海古籍出版社：水赉佑；上海书画出版社：茅子良；台湾清华大学马孟晶；中国美术学院：董捷；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陈捷共同惠论下著成此书。（以上学者的工作机构，均为7年前资料）271通手札，涉及明清与民国文人艺术家百位之多；文献征引范畴，几乎涵盖了海内外所有关于笺谱、笺纸类出版的书籍，其学术价值、艺术价值与收藏价值不言而喻，这也是再版这本书的意义之所在。《说笺》一部构建独立学术体系的精品力作业内有言，欲了解笺纸文化起源、工艺与流变，则必读《说笺》；而欲了解历代文人往来的样貌情态与文心事迹和至真至纯的书法艺术，也必从翰札中得见。作者梁颖先生长期供职于上海图书馆，勤勉恭耕，不轻言著述，而厚积薄发之功，尽显于本书。全书以彩笺为中心，先将之分为色笺、花笺、画笺三类，以对应于单染色的、带花纹图案的和有图画的三种彩笺——这一系统分类，为梁先生独立构建的学术体系，而后以六个章节的篇幅，并以引子与尾声前后呼应，用层层递进之法，依次探究历代笺纸的形制演变，染色、套印、拱花、砑光四项制笺技术，花笺、画笺的特色与类别，附论文人如何及为何制笺，最后以传统笺纸在近现代的变迁与淡出作结。如此精致的结构，辅以详确的注释、优雅的文笔，作为迄今第一部系统介绍研究中国笺纸的全景式专著，自然余韵悠长。人文情怀  笺纸情深
尺牍是古代文人性情的抒发与寄托，承载了生活中琐碎却鲜活的细节。在笔画使转纵横之间，个人性情自然流露。捧读来函，见到孰悉的笔迹，彷佛能见到千里外亲人友朋的音容。正所谓，“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尺牍乃最贴近生活情趣的文学载体，内容所涉，或索文稿，或录诗作，或告家事，或定情谊，或言时政，文人意趣每在支字片语中。尺牍作为文人间互通情愫的文字，更充分地反映了文人的心境。《说笺·典藏版》全书收录尺牍翰扎271例，明代20例、清代213例、民国27例。书中涉及的名人众多，如：明代董其昌、蔡羽、戴珊、鲁治、顾璘、徐霖、王韦、葛一龙；清代曹贞吉、高文泋、赵之谦、李渔、钱大昕、法式善、阮元、吴雲、沈曾植、翁方纲、潘志萬、潘祖蔭、姚鼐、马湘兰、袁枚、傅山、张廷济、沈景修、陈鴻壽、伊秉绶、舒位、潘世恩，民国袁克文、刘海粟、邢端等，书中所录皆为难得一见的真迹。将之结集成册，作为笺纸形制与工艺考辩、文人交往考略、书法艺术欣赏和文史研究的一部综合性的人文艺术类丛书，以“典藏版”的崭新面貌12年后再问世，于作者而言再无缺憾、于读者而言欢喜无量。
《说笺·典藏版》名人手札作品赏鉴
明  董其昌手札明  蔡羽致王穀祥手札清  赵之谦名刺函清  赵之谦手札（局部）清  法式善手札清  阮元手札
清  李渔手札清  伊秉绶手札清  李福手札清  何紹基致俞樾手札清  沈曾植手札清  潘世恩家書清  翁方綱手札清  杭世駿詩柬清  陳介祺手札清  潘祖蔭致潘康保手札清  英和致徐松手札清  陳鴻壽手札清  潘志萬致潘鍾瑞手札清  吴雲手札清   錢大昕致法式善手札、詩柬（局部）清   俞樾致唐树森手札（局部）清  張廷濟手札 ▼ 中国书房人文艺术丛刊之二上海图书馆藏名人精品翰札271例《说笺·典藏版》少量库存，售完为止。将众多尺寸不一的手札尺牍与近十万字进行完美融合，并不容易——既要考虑到“书”的功能，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感受，更要考虑到作品的还原度问题，既要有可读性、又要有可赏性、更要具备可藏性。 止观团队在不断推倒重来中修订与打磨，最终《说笺·典藏版》以八开的尺寸（370mm×260mm）688页的体量、纤毫毕现与原色原大局部作品放大的视觉效果，完美呈现了这本书的学术与艺术价值。 《说笺·典藏版》在原有版本的基础上做了多处改进与提升： 文字。作者再次进行了严谨、详实的修订。 图版。《说笺》（限定版）、《说笺》（增订版）的图版多数并未呈现一封完整翰札，为兼顾学术性与艺术性，典藏版对此进行了大量补充，通过特殊拍摄技术，尤其使得砑光笺、饾版拱花等笺纸工艺的特殊性得以完美呈现。同时，书中还精选了一些代表性作品进行高清放大，更为直观地表达手札的艺术性与工艺美感，以满足读者的欣赏乐趣。 装帧。函套与封面采用两种经典蓝进行搭配，并选用布面精装工艺，气质古朴典雅。书籍采用正八开的尺寸，确保每通手札原大原貌呈现在读者面前。 印刷。为呈现手札原色原貌纤毫毕现的特质，选用了国内顶级书画用纸并应用三百线印刷技术，完胜二玄社，堪称视觉盛宴。 两种版本： [ 函套布面精装本 ] [ 五印同钤函套布面精装珍藏本 ]  目錄序一/ 范景中序二/ 陳正宏引子：浣花箋紙桃花色第一章 / 形制與染色第二章 / 套印、拱花與砑光第三章 / 花箋：底紋與邊匡第四章 / 畫箋：花鳥與博物第五章 / 畫箋：山水與人物第六章 / 文人製箋及其他尾聲：兩紙八行，歡喜無量鳴謝增订版 跋典藏版 跋实拍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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