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共同体合作行为的演化分析及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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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共同体合作行为的演化分析及相关建议* 作者对本文的所有观点负责。浙江大学 金雪军 毛捷(E-mail: milesark)【摘要】随着科学研究活动与市场经济之间联系的日益紧密，科学共同体组织特性发生了嬗变，由纯粹的科学研究团体转变为准市场组织，导致内部合作行为更为复杂，并出现了一些行为失范问题。本文试图克服已有研究偏重规范性分析的不足，结合我国科学共同体相关活动的实际数据，借助演化博弈论分析科学共同体在市场科学环境中实现合作行为的促成条件和阻碍因素。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当不存在选择性激励、道德约束和不合作者比例控制时，中、初级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不合作行为比高级或超级科学共同体更易发生，而合作行

2、为较难形成。在此基础上，本文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关键词】科学共同体；合作行为；市场科学论；演化博弈；科学与经济的同型性和一体化越来越显著（赵万里，1997）。一方面，科学研究不再是独立于经济活动之外的智力活动，或者说其作为一种自主而独特的人类脑力活动的特征不断地被弱化 米哈依洛夫认为现代大科学，就是依照现代工业的形式组织起来并加以管理的科学。A.N. 米哈依洛夫. 科学交流与情报学.北京：科技文献出版社. 1998年，第6页.。另一方面，科学研究与经济活动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科学作为一种有组织的认知活动，与社会经济系统相互交织和促进。受其影响，科学共同体的组织特性发生了嬗变，从纯粹的科学研

3、究爱好者团体转变为追求经济利益、满足科学研究兴趣或两者兼有的准市场组织，个人行动也由纯粹的追求真理驱动转变为受经济利益、地位或声誉、科学兴趣等多因素共同影响的复杂行为。这一变化客观上影响了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合作，引发了一些不利于科学研究者之间开展合作（知识成果分享以及团队研究等）的问题。国内一些学者从制度安排（张忠奎，1996；邓广、杨振寅，2000）、道德或伦理（王萍，2000；卢彪，2002）等方面对科学共同体合作行为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缺乏制度保障的激励体系和道德规范缺失等因素导致了科学共同体的行为失范。但是，笔者认为这些研究过于偏重规范性研究 如邓广、杨振寅（200

4、0）从科学家作为普通人在科学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出发，使用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解释制度安排对于解决科学家自利的重要性，并就科技学术期刊的制度安排和科技作伪行为的控制两方面作了规范性分析。而卢彪（2002）则从科学家应该承担的社会角色出发，分析科学家道德责任的必要性。，而且有基于问题反推原因的倾向。这里就存在规范性解释与现实情况的结合问题：由于没有深入阐述现实问题的发生机理和演变过程，而且规范性解释与现实问题之间的衔接不够紧密，这些研究的说服力不强。因此，有必要应用演化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科学共同体合作行为发生变化的具体机制 张维迎在给演化经济学（盛昭翰等）一书做序中指出，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

5、学，演化经济学的优势在于研究制度演进的动态过程，或者说研究“尘埃是如何落定的”。盛昭翰、蒋德鹏. 演化经济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2年，（序）第13-17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建议。一、科学共同体和集体行动的相关研究“科学共同体”一词源于社会学中的“共同体”范畴（何亚平、肖国强，2002）。英国科学家Michael Polanyi（1942）在科学的自治一书中首次提出这一概念，他认为科学共同体是由全社会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组成的一个具有共同信念、共同价值和共同规范的社会群体。库恩（T.S. Kuhn，1962）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引入了科学共同体的近义词范式，他认为科学共同体不仅

6、仅是科学从业者的集合，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拥有相同范式的学有专长的实际工作者的集合 T.S. Kuhn.必要的张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1年，第290页。而默顿则认为（1986，四川人民出版社中译本）科学共同体的任务在于生产公共知识，是由具备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等行为规范和精神气质的科学研究者组成的团体。邓广、杨振寅（2000）认为，拓展了的科学共同体概念在形式上等同于科技界，在内容上强调科学工作者应该遵循的共同的行为准则及相对应的制度设计。文学峰（2003）则认为，科学共同体具有三重含义：以共同专业为特征的科学专业共同体、以共同职业为特征的科学职业共同体以及以

7、共同研究为特征的科学研究共同体。从以上这些对科学共同体概念的定义来看，笔者认为合作行为是科学共同体的本质之一，没有合作的科学工作者团队不能称为科学共同体。过去20多年，国内对科学共同体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阶段（何亚平、肖国强，2002）：（1）1980-1985年从库恩范式切入，受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和必要的张力等著作的影响，国内学者开始接受库恩的科学社会学思想，对科学共同体理论的研究日渐增多；（2）1986-1990年默顿模式的回归，他的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书把国内学者的研究重点吸引到科学共同体的社会互动和无形学院等方面；（3）20世纪90年代两种模式的交叉演进与创新，在经历了研

8、究早期的短期分离后，国内学者迅速地把库恩和默顿的科学社会学思想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方面的文献数量也快速膨胀 2 也有学者认为库恩和默顿的科学共同体理论是两种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ility）的系统（王彦君、吴永忠，2002）。；（4）20世纪末以来，对科学共同体的研究越来越多地与“国家创新系统”结合起来。Mancur Olson（1965）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拉开了研究集体行动的序幕。Olson认为，集体或集团是由具有共同利益目标的个体组成，个体应该具有进一步扩大共同利益的倾向。但是，由于集体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主要是非排他性），个体为集体所做的贡献将被其他成员分享。与此同时，个

9、体参与集体合作行为是有成本的，如花费时间、相关的货币费用支出等。这些因素导致了集体行动中“搭便车”行为的普遍存在，即在坚持成本收益原则下，任何理性个人都不会为集体的共同利益而参与合作行为。但是，真实世界中的确存在集体合作行为，Olson认为这些有悖于经济人假设的集体行动的内在逻辑是：（1）集体行动的结果对个人有重大价值，其收益超过了组织集体行动所花费的所有成本；（2）借助游说集团 Olson（1965）认为，具有“选择性的激励”的组织是：（1）具有行使强制性措施的权威和能力；（2）具有能向潜在集团中的个人提供积极诱导能力源泉的那些组织（游说疏通团体）。美曼瑟尔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上

10、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第二版，第166页.，“潜在集团”或大型集体使用“选择性激励”（selective incentives）根据个人的贡献决定是否向其提供集体收益，强制或诱导个人参与合作。（3）“特权集团”或小集体没有选择性激励，也能促成集体行动 这是因为成员数量少，个人之间的协商和谈判的成本较低，博弈是在一种近似于完全信息的条件下进行，集体成员都知道各自可能采取的行动及其可能后果。Olson在后来的权力与繁荣（2000）一书中，将集团的概念拓展到国家层面，指出作为整个国家而言的集体行动是与其他层次的集体行动有所差别的，小集团利益在这时可能会起阻碍作用（游说集团出于各自的

11、利益考虑，会阻碍全国性法案的通过）。而国民对法律和产权的尊重（respect for law and property），是市场成长和社会繁荣的关键。这是对集体行动逻辑的重要补充。许多学者深化了这方面的研究，如Robyn M. Dawes et al.（1977）、Russell Hardin（1971, 1982）、David M. Kreps et al.（1982）、Elinor Ostrom（1990, 1994,1997,1998,2000）、Ernst Fehr（1990,1999）、Jean Robert Hoffmann（1996）和Avner Offer（2002）等，从公共